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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。抗日战争对近代中国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发展影响深远。中华民族在战争中做出的牺牲、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。

然而,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巨大的灾难,常常都是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为补偿的。

一方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残酷破坏和疯狂掠夺,使中国遭到空前的创伤,损失惨重,阻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;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在极端艰难困苦之中,顽强不屈,玉汝于成,以惊人的代价、惨烈的牺牲,最终赢得了抗战的胜利。

同时,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进程中,中国社会也孕育和积累了现代化的新因素。这些新因素包括人口、工厂和文化教育内迁带来的新变化和新动力。

抗战爆发后,民族工业的大迁移对国民经济由平时向战时转移、支持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

经济发展不平衡,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特点。战前中国的经济重心,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沿江,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。而在广阔的西南、西北地区,现代化工矿企业和工业门类,几乎处于空白状态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,东南沿海地区的大批企业毁于炮火或被侵略者劫夺。为了保存中国赖以坚持抗战的有生力量,民族工商业者、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,冒着敌人的炮火,不畏艰辛,内迁大后方。

国民政府也积极协助工矿企业内迁。这次民族工业的大迁移,不仅对国民经济由平时向战时转移、支持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,而且对改变中国工业布局的严重不合理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抗战初期的民族工业内迁,是中国抗战战略防御阶段的一项重大工程。据统计,整个内迁工厂多达600余家。这些工厂基本上都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型企业,机器设备精良,技术比较先进,特别是大量技术工人的内迁,为内地工业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,有力推动了大后方经济发展。

据国民政府统计,1937年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陕西、甘肃、湖南、广西七省工厂之和仅占全国总数的6.03%,资本总数仅占全国的4.04%。1943年,大后方的工厂数已达4524家,与战前相比,工厂数增加了18倍,工人数增加了82倍,资本总额增加164倍。

1938年4月,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《抗战建国纲领》明确规定:“经济 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,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。本此目的,以实行计划经济,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,扩大战时生产。”这一经济纲领,成为战时中国政府调整和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依据。它有利促进了大后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,重工业比重不断提高,水陆交通建设得到开拓,农业技术推广日渐深入。同时,它也为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垄断提供了合法的依据。

在敌人炮火威胁下的高等院校辗转内迁大后方,保存了中华民族教育文化之国脉

虽然,“这种发展变化不是出自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内在必然结果,但是,相对于被打断的现代化进程,这些发展和变化的确是新的现代化因素的积累”。

伴随着民族工业大规模内迁的同时,许多著名高等学府也大举迁入内地。近代中国的大学布局同工业布局一样十分不合理。无论是公立、私立还是教会主办的大学,绝大多数集中在东南沿海和平津等几个主要城市。

据统计,战前全国共有高等学府108所,仅北平、天津、上海三市就占了46所,在校学生约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2/3。中国易受敌人攻击之区,多为教育文化中心。

为了保存中华民族教育文化之国脉,在敌人炮火威胁下的高等院校纷纷辗转内迁大后方,在异常艰辛的条件下继续办学。在整个抗战期间,大学的内迁几乎从未间断过。

平津沦陷后,国民政府教育部采取紧急措施,命令平津两地方6所大学分别迁往长沙和西安。迁往长沙的是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,三校组成长沙临时大学,于1937年10月正式开学,到校学生1400多人,到校教师150多人。同年12月,长沙临大又奉教育部之命,迁往云南昆明,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,教授阵营可称极一时之选。

学校在极为艰苦的物质条件下,在研究工作和培育人才方面都做出了突出成绩。迁往西安的是北平大学、北平师范大学、北洋工学院,三校组成西安临时大学,后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。1938年7月,教育部又令西北联合大学的各个学院独立,分为西北医学院、西北农学院、西北师范学院、西北工学院和西北大学。它对全国的影响没有西南联大那么大。随后,东南沿海地区等许多高等学校也陆续内迁。“战时内迁的高校,主要分布在四川、云南、陕西、贵州四省。其中四川最多,仅重庆一地就集中了25所。”“贵州原来连一所大学也没有,此时则云集了众多著名学府。”这些内迁院校,在教学和研究方面都做出许多成绩,并且对推动西南、西北的经济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战时,不少家住沦陷区的广大爱国青年背井离乡,来到大后方求学。为了保证他们能够顺利完成学业,国民政府在后方陆续开办了不少国立高中。同时,对于来自沦陷区的大专及中学学生,政府大都给以贷金,后改为公费。战前,学生读书“年须数百元,非富有之家,无力送子弟入学,以至高等教育过于贵族化,不合平民主义的原则”。那时,贫苦家庭的子女即使能考入大学,也付不起昂贵的学费。战时的贷金制度,不仅保证了来自沦陷区的青年学子继续求学,而且将近代以来高等教育贵族化倾向打破,一些家境清贫的学生,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,依靠政府的贷金和公费制度,享受高等教育。战时“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获得此种贷金或公费者,每年常在五万人至七万人左右”,约占当时在校生总数的80%。

抗日战争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

1938年,全国各地还出现了成千上万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热潮,其中包括不少平津和东南沿海的大学生。“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,就文化程度而言,初中以上71%(其中高中以上19%,高中21%,初中31%),初中以下的约30%。”为了躲避战火,还有更多不愿做亡国奴的社会各阶层民众,纷纷从战地和沦陷区向大后方迁徙。

据社会学者对知识分子内迁的估计,高级知识分子90%以上西迁,中级知识分子50%以上西迁,低级知识分子30%以上西迁。这一群体因为受过相当的教育,经济条件也使他们有可能长途迁徙,因而在同一群体中内迁比例最高。此外,小商贩、小手工业者和技术工人在内迁者中也占了很大的比重,这是因为他们的职业适应性强,谋生较为容易。而广大农民在内迁人口中所占比例最低,这是由于他们的生产、生活离不开土地这一特殊条件。战时内迁人口“至今没有完全的统计。但有着从一千数百万人直至五千万人的种种不同的估计。一般认为,约在二千万到三千万人之间”。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人口大迁移。

在中华民族觉醒的历程中,抗日战争所起的教育作用,是其他任何历史事件都难以比拟的。在各界社会精英、政党共同参与的广泛社会动员下,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在战时得到了空前增强。以沿海工业、文教机构内迁为标志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,对于矫正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畸形状态,客观上起到了出乎时人意料的作用;战时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,也有力地推动了后方民族工业、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。

与此同时,受战争影响,这种变化发展又多形成于临时被动的危机应对状态下,并非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符合逻辑的自然递进,而且国家垄断资本的急剧膨胀,国民党“党化教育”等战时统治的限制,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也贻害甚深。但无论如何,抗日战争带来的民族觉醒,不仅支持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,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,是中国坚持持久抗战的源泉。从这个角度看,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!

(作者为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、副所长)


来源:北京日报
编辑:叶虹 责编:林真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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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观认识“新因素”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

2020-07-23 14:00   福视悦动  

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。抗日战争对近代中国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发展影响深远。中华民族在战争中做出的牺牲、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。

然而,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巨大的灾难,常常都是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为补偿的。

一方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残酷破坏和疯狂掠夺,使中国遭到空前的创伤,损失惨重,阻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;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在极端艰难困苦之中,顽强不屈,玉汝于成,以惊人的代价、惨烈的牺牲,最终赢得了抗战的胜利。

同时,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进程中,中国社会也孕育和积累了现代化的新因素。这些新因素包括人口、工厂和文化教育内迁带来的新变化和新动力。

抗战爆发后,民族工业的大迁移对国民经济由平时向战时转移、支持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

经济发展不平衡,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特点。战前中国的经济重心,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沿江,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。而在广阔的西南、西北地区,现代化工矿企业和工业门类,几乎处于空白状态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,东南沿海地区的大批企业毁于炮火或被侵略者劫夺。为了保存中国赖以坚持抗战的有生力量,民族工商业者、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,冒着敌人的炮火,不畏艰辛,内迁大后方。

国民政府也积极协助工矿企业内迁。这次民族工业的大迁移,不仅对国民经济由平时向战时转移、支持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,而且对改变中国工业布局的严重不合理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抗战初期的民族工业内迁,是中国抗战战略防御阶段的一项重大工程。据统计,整个内迁工厂多达600余家。这些工厂基本上都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型企业,机器设备精良,技术比较先进,特别是大量技术工人的内迁,为内地工业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,有力推动了大后方经济发展。

据国民政府统计,1937年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陕西、甘肃、湖南、广西七省工厂之和仅占全国总数的6.03%,资本总数仅占全国的4.04%。1943年,大后方的工厂数已达4524家,与战前相比,工厂数增加了18倍,工人数增加了82倍,资本总额增加164倍。

1938年4月,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《抗战建国纲领》明确规定:“经济 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,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。本此目的,以实行计划经济,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,扩大战时生产。”这一经济纲领,成为战时中国政府调整和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依据。它有利促进了大后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,重工业比重不断提高,水陆交通建设得到开拓,农业技术推广日渐深入。同时,它也为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垄断提供了合法的依据。

在敌人炮火威胁下的高等院校辗转内迁大后方,保存了中华民族教育文化之国脉

虽然,“这种发展变化不是出自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内在必然结果,但是,相对于被打断的现代化进程,这些发展和变化的确是新的现代化因素的积累”。

伴随着民族工业大规模内迁的同时,许多著名高等学府也大举迁入内地。近代中国的大学布局同工业布局一样十分不合理。无论是公立、私立还是教会主办的大学,绝大多数集中在东南沿海和平津等几个主要城市。

据统计,战前全国共有高等学府108所,仅北平、天津、上海三市就占了46所,在校学生约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2/3。中国易受敌人攻击之区,多为教育文化中心。

为了保存中华民族教育文化之国脉,在敌人炮火威胁下的高等院校纷纷辗转内迁大后方,在异常艰辛的条件下继续办学。在整个抗战期间,大学的内迁几乎从未间断过。

平津沦陷后,国民政府教育部采取紧急措施,命令平津两地方6所大学分别迁往长沙和西安。迁往长沙的是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,三校组成长沙临时大学,于1937年10月正式开学,到校学生1400多人,到校教师150多人。同年12月,长沙临大又奉教育部之命,迁往云南昆明,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,教授阵营可称极一时之选。

学校在极为艰苦的物质条件下,在研究工作和培育人才方面都做出了突出成绩。迁往西安的是北平大学、北平师范大学、北洋工学院,三校组成西安临时大学,后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。1938年7月,教育部又令西北联合大学的各个学院独立,分为西北医学院、西北农学院、西北师范学院、西北工学院和西北大学。它对全国的影响没有西南联大那么大。随后,东南沿海地区等许多高等学校也陆续内迁。“战时内迁的高校,主要分布在四川、云南、陕西、贵州四省。其中四川最多,仅重庆一地就集中了25所。”“贵州原来连一所大学也没有,此时则云集了众多著名学府。”这些内迁院校,在教学和研究方面都做出许多成绩,并且对推动西南、西北的经济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战时,不少家住沦陷区的广大爱国青年背井离乡,来到大后方求学。为了保证他们能够顺利完成学业,国民政府在后方陆续开办了不少国立高中。同时,对于来自沦陷区的大专及中学学生,政府大都给以贷金,后改为公费。战前,学生读书“年须数百元,非富有之家,无力送子弟入学,以至高等教育过于贵族化,不合平民主义的原则”。那时,贫苦家庭的子女即使能考入大学,也付不起昂贵的学费。战时的贷金制度,不仅保证了来自沦陷区的青年学子继续求学,而且将近代以来高等教育贵族化倾向打破,一些家境清贫的学生,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,依靠政府的贷金和公费制度,享受高等教育。战时“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获得此种贷金或公费者,每年常在五万人至七万人左右”,约占当时在校生总数的80%。

抗日战争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

1938年,全国各地还出现了成千上万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热潮,其中包括不少平津和东南沿海的大学生。“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,就文化程度而言,初中以上71%(其中高中以上19%,高中21%,初中31%),初中以下的约30%。”为了躲避战火,还有更多不愿做亡国奴的社会各阶层民众,纷纷从战地和沦陷区向大后方迁徙。

据社会学者对知识分子内迁的估计,高级知识分子90%以上西迁,中级知识分子50%以上西迁,低级知识分子30%以上西迁。这一群体因为受过相当的教育,经济条件也使他们有可能长途迁徙,因而在同一群体中内迁比例最高。此外,小商贩、小手工业者和技术工人在内迁者中也占了很大的比重,这是因为他们的职业适应性强,谋生较为容易。而广大农民在内迁人口中所占比例最低,这是由于他们的生产、生活离不开土地这一特殊条件。战时内迁人口“至今没有完全的统计。但有着从一千数百万人直至五千万人的种种不同的估计。一般认为,约在二千万到三千万人之间”。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人口大迁移。

在中华民族觉醒的历程中,抗日战争所起的教育作用,是其他任何历史事件都难以比拟的。在各界社会精英、政党共同参与的广泛社会动员下,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在战时得到了空前增强。以沿海工业、文教机构内迁为标志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,对于矫正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畸形状态,客观上起到了出乎时人意料的作用;战时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,也有力地推动了后方民族工业、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。

与此同时,受战争影响,这种变化发展又多形成于临时被动的危机应对状态下,并非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符合逻辑的自然递进,而且国家垄断资本的急剧膨胀,国民党“党化教育”等战时统治的限制,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也贻害甚深。但无论如何,抗日战争带来的民族觉醒,不仅支持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,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,是中国坚持持久抗战的源泉。从这个角度看,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!

(作者为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、副所长)


来源:北京日报
编辑:叶虹 责编:林真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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